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 本报记者 黄利健 摄

　　在曲江新区的大唐不夜城，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西安美术馆坐落于此。这个冬天，九城联展西安站在这里举行，西安美术馆里，观展的人络绎不绝。

　　这里有国内一流的艺术展厅，然而，“掌门人”杨超并不满意。他说，我们和欧美国家的美术馆还有很大差距。

　　日前，在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的办公室，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曾有艺术家梦

　　每年用部分资金做收藏

　　九城联展西安站的开展，让这位展出地的“地主”也非常忙碌。杨超是典型的陕西人，性格爽朗，用他的话说，是“咱礼泉人”。

　　杨超也是一位读书人，他大学毕业后曾苦读6年文史哲类书籍。当时无意识的阅读，为他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著名的策展人，杨超举办了国内外多种大型的艺术展览。和他的对话，却是从艺术家的梦开始的。采访伊始，杨超“配合”地说了一会儿普通话，可能感觉表述起来不顺畅，他笑着说，我还是说陕西话吧。

　　华商报：你毕业于西安美院版画系。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喜欢上美术的？

　　杨超：我父亲喜欢画画，在我小时候是在文革期间，他经常画那个年代公共绘画的题材。父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从小喜欢画画。文革后期，我时常在村里画墙报。

　　华商报：你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一名画家之外，你当时有没过其他人生设想？

　　杨超：那个年代没有艺术家的概念，也没有艺术市场。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所以考虑到画画可以多一条谋生的手段。父亲给我当时设计的路线是画好画，然后当兵。我因为家庭的原因，正常情况下在当时当兵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文艺兵却相对容易些。恢复高考制度后，才有机会上大学。

　　华商报：你有没有想过做一名画家？

　　杨超：那时，每个能进入美院的学生都梦想着将来能做一名艺术家。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我毕业后首先要解决物质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精神问题(笑)。艺术家的梦对我是奢求。后来我决定下海经商。1993年我注册了第一个传媒公司。好在我的职业与艺术有很大关系。每年我也拿出部分资金做收藏。

　　公共文化缺失导致城市文化缺失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做城市区域发展策划，杨超有很多出国的机会。每到一个国家，美术馆以及博物馆是杨超一定要看的。那时候，中国的美术馆并不多。欧美国家的美术馆带给了杨超很大的震撼。在杨超看来，直到今天，中国的美术馆依然是落后的。站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杨超对于美术馆的历史以及文化渊源做了陈述。

　　华商报：上世纪90年代你在欧美考察了很多美术馆。现在国内美术馆的状况是否理想？

　　杨超：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美术馆是非常少的。很多省市几乎没有美术馆。有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美术馆，距离国际化美术馆有很大差别。

　　中国的美术馆与西方的美术馆有很大差别，这与中西方的城市发展有关。除了规划理念不同外，最大的差别是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的滞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国文化，而在家国文化之外的广大公共区域缺少文化的陈述。公共文化的缺失导致了城市文化的缺失。

　　看看古埃及的神庙，神庙是祭祀的公共建筑，上面有大量的雕塑和浮雕，而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建筑已经形成了和艺术的完全融合，建筑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载体，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公共艺术发生了紧密的关系。西方最早的艺术形态都是用建筑来展示的。最后形成城市的文化公共空间和生活公共空间，城市主体文化广场和生活文化空间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到中世纪晚期，艺术脱离建筑而独立存在。雕塑独立更早。这些建筑上附着大量艺术作品，是西方早期艺术品展示的平台，以致发展到艺术品展示公共建筑的出现，美术馆因之兴起。西方公共场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文化基因中这些东西是缺失的。

　　翻开中国的美术史看一看，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并不大。中国的建筑留下的主要是宫殿建筑，拒老百姓于千里之外。中国艺术从发展过程来看更看重的是艺术家个人的自我完善，缺少和城市的必然联系。

　　今天国内美术馆、博物馆的概念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但是与西方还有差距，很多美术馆收藏的藏品，常年存在库房里。但西方却大量陈列。比如卢浮宫，任何时候去，都能欣赏到高端的艺术品。

　　记者：西安美术馆是否会大量展示？

　　杨超：中国的美术馆的历史短则一两年，长则十来年。大多数藏品都很有限。艺术与市场产生紧密关系后，捐献的人越来越少。美术馆由于经费的限制，收藏方面也有障碍。当然西安美术馆要慢慢做这些工作。也希望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美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应去除功利心

　　九城联展西安站的主题是“让艺术亲近市民，影响城市”。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与杨超对美术馆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怎样让走进美术馆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是杨超一直思考的问题。在杨超看来，这取决于一个民族审美素质的高低。而这一切，还要从普及美育教育抓起，要从孩子们抓起。

　　华商报：虽然走入美术馆的普通大众越来越多，但是去美术馆依然没有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习惯。为什么？

　　杨超：艺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靠一两场活动就能提高全民族的审美素质。审美素质提高了，进美术馆的人自然会多。审美素质的缺失根源在教育机制。看看我们今天的幼儿园到大学。这些下一代真正在学校受到了多少的艺术熏陶？社会又给他们提供了多少美育教育的平台？即便现在的孩子学钢琴、学绘画，然而问问这些孩子，他们的美育素质提高了多少？没有。这些都源于我们的功利心。周末，小孩子被各种培训班占满，有多少时间去文化艺术场馆。

　　西方国家，小学生进美术馆、博物馆、科学馆是课堂的一部分。到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可以看到那么多学生盘腿而坐，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解世界名作。长大后审美素质自然就提高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奠定一个很坚实的美育基础，去美术馆博物馆自然就会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有些人爱打麻将一样。当老百姓把一种文化当成精神价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形成生活常态时，才能形成这个城市的城市文化。而不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文化定位。

　　在城市文化方面，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比如说在西安经常讲周、秦、汉、唐，好像周秦汉唐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这是错误的。它仅仅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是我们建立未来城市文化的支点。城市文化一定是今天生活在这个城市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精神价值观，而这种精神一定要贯穿市民生活的始终。美术馆在此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华商报：西安美术馆如何走进大众？

　　杨超：美术馆不仅要搞精英艺术，更要举行多层次、跨年龄的各种艺术活动，如少儿美术的长期培训，中小学生美术课走进美术馆等，我们还要让有独特天赋的青少年走出去与大师作品对话。

　　欣赏艺术不一定要看得懂

　　对于老百姓来说，艺术似乎总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空间宽阔的美术馆也带给很多人一种庄严感。对此，杨超说，欣赏艺术作品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很痛苦，艺术作品应该带给大家美的享受，如果感到压力，首先这个欣赏是有问题的。

　　华商报：宋庄、798里有画廊、艺术中心、餐饮酒吧等等吸引着众多的文化爱好者。西安在这方面与之相比欠缺什么？

　　杨超：让老百姓参与、有兴趣，这是国内美术馆非常欠缺的。我们办的很多高端文化活动实际上并不高端，我们衡量办得好不好，不是来的人多不多，而是多少人在这里产生了乐趣。

　　美术馆里面的书店、餐厅、艺术沙龙，都是现代化的美术馆必须配备的东西。宋庄、798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艺术中心，它们是艺术产业化的具体体现，未来发展得更完善时应该是一个艺术综合体的概念，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在这方面西安缺乏的不是关注而是行动。

　　华商报：很多人会说到美术馆看不懂这些艺术作品。对此，你有什么好建议？

　　杨超：欣赏艺术作品不一定要看懂，看不懂没关系。哪怕别人认为这个作品很差，你认为很好，都没关系。从审美角度来说都是正常的。

　　作品欣赏方面，中国从传统欣赏固化到了八股欣赏状态。总希望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表现了什么，那个表现了什么，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欣赏主题性创作留下的后遗症。

　　这既是欣赏方式的问题，也是教育的问题。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堕于思维。全国的课文一个中心思想。这对思考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所有人看艺术都去思考，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会思考的民族。

　　陕西艺术走向全国

　　要有团队的力量

　　杨超还有一个身份，是陕西书画艺术品交易中心总经理。杨超说，目前的艺术市场，尽管资金很庞大，但各省市藏家只收藏本地艺术家的作品，各大拍卖会，陕西艺术家作品几乎被陕西藏家买回来了。杨超建议陕西的艺术家以及藏家都应该走出去，放眼全国。

　　华商报：对于陕西的书画市场，你怎么看？

　　杨超：陕西艺术品市场非常繁荣，但也存在问题。其主要问题是，陕西艺术家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问题，陕西艺术家能否以一个团队的力量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艺术家如何沉淀下来创作。就陕西艺术品市场来看，主要是保守问题，陕西的市场应该走出去，艺术家、藏家应该放眼全国。

　　有人说陕西保守是因为传统负担太重了，这是借口！我们不可能把周秦汉唐扛在肩上，我们应该轻装迈步，以更开放的姿态从艺术和市场两方面请进来，走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大师，陕西艺术品市场才能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重要平台。

　　我们怎样才能从文化资源大省转化为文化大省以及文化强省，艺术品产业链的形成和艺术品大平台的形成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个城市虽然缺少大的经济学家、工业专家和大的文化学者，我们的文化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但只要形成优质文化平台，我们就会出现一个辉煌的未来。

　　本报记者 张静 谢勇强